针对施先生提出授予遗产管理书的申请，施小姐提出申请阻止，并要求与施先生共同申请授予书成为遗产管理人。及后，法庭认为施先生誓章内容涉及虚假成分，于是撤销施先生之前的遗产授予书申请，并将案件交由律政司跟进。法庭也随之撤销施小姐提出与施先生共同获授予书的申请。

施先生随后被控使用虚假誓章一罪，法庭判他罪名成立，监禁4星期，缓刑12个月。

施先生之后再次申请授予遗产管理书，在第二次申请中改称他和施小姐均是被继承人合法收养子女，并披露被继承人还有额外三名合法收养儿子。是次，施先生和施小姐争夺成为被继承人遗产管理人的诉讼正式开展。

施小姐提议委任自己代表律师曾律师为独立遗产管理人，申请理由包括双方互不信任、质疑施先生的诚信，也提及自己与施先生成为共同遗产管理人会引起僵局，并称由独立律师处理遗产管理会较为理想。其中一个因素是施先生一直居于被继承人的物业, 也是被继承人的唯一资产，因此施先生可能因此而须支付租金或中间收益给遗产。鉴于遗产管理人于分配被继承人的财产时，需要处理施先生应否向遗产支付租金，因此让独立律师管理遗产，除了有法律知识还具独立性，有助于遗产管理，也不会有如施先生或是施小姐当遗产管理人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，更能为遗产分配提供独立法律意见。另外曾律师是按时收费，以上限为遗产总值之5%计算，施小姐认为支出算是用得其所。

施先生则反对委任律师为遗产管理人，认为大家有相同等级优先权申请授予遗产管理书。而施先生表示若法庭不接受他的意见，退而求其次，可以接受与施小姐共同申请授予遗产管理书，或甚至加上其他收养儿子，共4人共同申请授予遗产管理书。

最后法庭根据《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》第36条，就无遗嘱者的遗产委任遗产管理人规定，委任曾律师为独立遗产管理人，并且容许曾律师的费用从被继承人遗产中支付。

由上述案例可见，在香港因遗产管理人身份发生争议的时候，律师也可以作为独立遗产管理人处理争议。根据实务，香港法院会委任律师作为独立遗产管理人的考虑情况包括：

1. 处理正在进行或潜在的诉讼；
2. 处理涉及法律协议的遗产（例如和解协议、家庭安排等）；
3. 处理遗产管理中的复杂法律问题，如牵涉复杂问题的授予书申请和确定遗产资产；
4. 处理信托资产；
5. 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前设下，指引双方进行讨论和调解；
6. 适当时在法庭诉讼中承办及代表遗产；
7. 有处理和出售房产的经验。

对此，在处理跨境家庭财产继承的时候，若客户想通过立遗嘱处理遗产，考虑委任遗嘱执行人时，除了家人或受益人，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也是一个可行的选项。

在内地司法实践中，各地公证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尝试。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广东、重庆等多地的公证机构探索尝试遗产管理人入库，并组织了遗产管理人推荐互认计划，以达到让专业人员依法妥善管理、分割遗产的目的。有的省市制定了业务规则，明确了入库备案以及后续确认遗产管理人的操作规范。上海、浙江、广东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等地已出现单独由公证机构确认遗产管理人的案例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。江苏和广东有公证机构在遗嘱中明确将公证机构指定为遗嘱执行人，并已在落地阶段¹²。

而有关第三方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，即第三方机构行使职权，是否需要承担对应责任、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是否能胜任此角色，还需要通过社会进一步实践和探索。

对比香港，内地对于委任内地律师作为遗产管理人的做法，社会接受度还在酝酿中。以目前内地法律规定，民政局、村委会是遗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中的兜底角色。北京市民政局《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工作指引》的新闻稿透露，民政部门有权将全部或部分事务委托给第三方机构¹³。间接选任第三方机构必然使得遗产管理人制度能更好落地，并且使得遗产管理人的路径更为宽广。

此外，受限于法律规定，遗产管理人的最终兜底身份仍然落在政府部门。诚然，在普通简单老百姓的案件中，政府部门或继承人亲属在家事继承范围内可自行处理。但是，不可否认，在庞大的百姓群里中存在对遗产管理的差异性需求，政府部门满足这些差异性需求时，还是面对着巨大挑战。此外，还需完善遗产管理人配套制度，如统一确认遗产管理人的外观权利证书、统一准入资质、统一管理机构等。

综上，内地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缺乏权利外观，配套制度仍需完善，相关金融部门与房管部门并不认可遗产管理人身份所取得的权利，使得实际管理遗产时对外行使权利要比遗产分割更加困难，也使得内地遗产管理人制度落地举步维艰。